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特稿：中国战“疫”五字诀******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题：中国战“疫”五字诀

　　新华社记者

　　踏上返乡旅途的人们期盼着与亲人久违的那个拥抱。“烟火气”在升腾，“消费热”在回归，“忙碌劲”在增长。

　　中国战“疫”三年，曙光就在前头。

　　三年抗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因时因势不断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打出“抗、防、统、优、常”组合拳、整体战，一路赢得战略主动。

　　抗，是勇毅担当，上下同心；

　　防，是科学精准，汇智聚力；

　　统，是统筹全局，高效有序；

　　优，是因时顺势，优化调整；

　　常，是回归常态，久久为功。

　　五指成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一以贯之。

　　疫情尚未远去，大考仍在继续。中国正走过艰难时刻，希望之光照亮未来。

　　“抗”：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清晨，武汉江畔，户部巷里。欢声笑语间，热气腾腾的热干面端上桌。

　　“面里有黄鹤楼的味道、家的味道。”武汉人赵磊常来“过早”。

　　赵磊和1300多万武汉人深知，今天这样的安逸是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换来的。

　　不论“抗疫”，还是“抗战”“抗洪”“抗震”，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仍奋勇向前。灾难面前，亿万人的勇毅担当、众志成城凝结在一个“抗”字中。

　　在武汉天河机场，湖北省武汉市第一医院医护人员为广东第14批援鄂医疗队送行（2020年3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抗”，有“主心骨”。

　　三年前，疫情突如其来。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生命重于泰山！只要是为了人民的生命负责，那么什么代价、什么后果都要担当。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中共中央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数十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

　　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遏制病毒扩散；以世人惊叹的速度建设专门医院、改建方舱医院；争分夺秒提升防控救治能力，提升科学战“疫”本领。中国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各方闻令而动，各就各位。14亿多人水不停、电不停、供暖不停、通信不停、物资供应不断、社会秩序不乱。东方大国顶住了疫情最凶猛的冲击。

　　“抗”，是举国同心。

　　如果说人们与挺身反抗“命运的暴虐”的哈姆雷特共情，为扼住命运咽喉的贝多芬动容，他们也一定会对中国人在百年疫情面前迎难而上、奋起抗争而赞叹。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身患渐冻症的时任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踩着高低不平的脚步，在病房里穿梭。与张定宇并肩作战的广大医护人员，被称为新时代中国“最可爱的人”，一些人不幸染病，因公殉职。

　　中国9000多万名中共党员参加到抗疫中。志愿者驾车“逆行”十几个小时为武汉医护人员送餐；数万名建设者奋战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危急时刻，遍地英雄。

　　从小熟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中国人坚信，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2020年2月17日拍摄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抗”，是命运与共。

　　一个曾供职于西班牙通讯社的记者写道：拉丁美洲等地区收到的每两剂疫苗中就有一剂是“中国制造”。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截至目前，中国已向34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

　　中国从未制造“信息黑洞”，第一时间向世界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公布诊疗和防控方案，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

　　面对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信心和团结比黄金还宝贵。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时，俄罗斯飞机载着救援物资飞抵武汉，巴基斯坦捐出全国医院库存口罩，蒙古国向中国捐赠3万只羊，世界各地著名建筑点亮“中国红”祈福，这些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中国“抗疫精神”彪炳史册。

　　“防”：14亿人筑起“钢铁长城”

　　“出门三件宝：手机、钥匙和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少聚集”，核酸检测，健康码行程码……当西方人还在为是否应该戴口罩争论不休时，一个“防”字已成为每个中国人的自觉。

　　“防”，意谓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主动作为。“立足于防、立足于早、立足于快”，是中国一次次与病毒交锋后获得的宝贵经验。

　　中国地域广阔、脆弱人群数量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特殊国情加之毒株持续变异，让“防”在战“疫”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2021年1月6日，科兴中维的工作人员检查自动西林瓶包装线上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标签。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防”，固在“人民防线”。

　　三年来，中国人“自觉扫码”“就地过年”“居家隔离”，配合国家防疫。

　　每一次变异毒株出现，网友都会分享专家建议、抗疫“民方”；“共享药箱”“共享物资”等邻里互助方式尽显浓浓中国人情味。

　　一些自觉防疫凡人小事至今仍令人感动：完整“复盘”行程轨迹配合流调的北京“西城大爷”；选择留在自驾车内隔离，防止疫情社区传播的“密接者”们；把N95口罩等防疫物资送给“快递小哥”的居家老人……

　　宣传防疫政策和知识，推进疫苗接种，组织核酸检测，分配防疫物资……400多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日夜奔忙，社区网格员“建档立卡，不落一人”，构建起牢固的社区防线。在城乡防疫一线奔忙的“疫情防控志愿者”，成为一道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线。

　　超过2600家社区医院、近60万所村卫生室，近百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级分层、有效协同，不断织牢织密的公共卫生体系让“人民防线”更有底气。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防疫为世界提供三大经验：与公众做好沟通、想方设法遏制病毒传播速度、医疗体系做好充足准备。有关经验和成果在许多受疫情影响国家正得到有效运用。

　　北京站工作人员在候车大厅进行消杀作业（2020年6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防”，贵在科学精准。

　　“别了，行程卡！”去年底，无数网友截屏告别。也有网友笑言，“最好不要再见”。

　　曾提供查询服务超过890亿次的“通信行程卡”，随着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正式下线。这个在疫情防控中起到巨大作用的“数字流调”方式，是中国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一个缩影。

　　第一时间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秉承“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科学、分级分类”的防控原则，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群防群控”机制，中国的防疫政策科学、精准。

　　内蒙古额济纳旗短短两周就斩断了德尔塔变异株社区传播链，这得益于快速流调、风险分类等系列精准施策。

　　从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到科学划定中高风险地区和管控风险人群；从推广“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监测模式，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应管尽管”……不断提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水平，让中国顶住了多轮疫情的冲击。

　　构筑全人群免疫防线，是科学防疫最安全、有效的方式。

　　疫情暴发后，中国即加紧推进疫苗研发。2020年底，中国首个新冠病毒疫苗附条件上市。

　　中国大力推行疫苗全民免费接种。在一些城市，防疫人员上门“点对点”为60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

　　截至2022年底，中国累计接种新冠疫苗逾34.6亿剂次，疫苗全程接种率超过九成。

　　三年来，中国积极评估现实，动态调整防疫政策，主动、科学、有序的政策凸显“实事求是”。

　　“统”：防疫、发展有机联动

　　防控、发展能否兼顾？这是各国都要直面的一道难题。

　　三年战“疫”，中国做到了疫情不失控、经济不失速、安全不失守，一个“统”字必不可少。

　　“统”，是在两难、多难困境下，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通盘考虑。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汽-大众华北基地，车辆在生产线上等待装配零部件（2022年6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统”，是统筹兼顾。

　　2022年夏，开工不到三年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第100万辆整车下线；2023年新年伊始，西安比亚迪草堂工业园内千人作业的汽车总装生产线忙碌有序。企业在加速赶订单，外商继续投下对中国的“信任票”，中国经济脉动持续增强。

　　这是三年来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2020年初，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当时，中国尚有551万农村贫困人口，52个贫困县，都是难中之难、贫中之贫。西方一些观察家断言，中国要在原定时间脱贫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此前的东京奥运会曾因疫情延期。

　　如期脱贫、冬奥履约，中国做到了。

　　“如果疫情应对也有金牌，中国应该得到一枚。”参加北京冬残奥会的比利时运动员勒邦说。

　　中国推进金融、外贸、外资、投资、预期稳定，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保基层运转。战“疫”三年，“统”字贯穿其间。

　　疫情暴发后的第一个春天，云南普洱37名工人乘坐大巴车回福建复工。这趟由政府对接的包车之旅往返5000公里，“从家门口到企业”，既降低感染风险，又助力企业早日复产。

　　2022年上海战“疫”时，产能30%出口欧美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头部企业，约1200名员工“吃住在工厂”，优先保障急单、出口单。

　　得益于三年的高效统筹，中国有效应对五波疫情冲击，保持了4.5%左右的年均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西安一家医疗器械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生产抗原检测试剂（2023年1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统”，是“全国一盘棋”。

　　“北京”“湖南”“四川”“山东”……在中国的许多新冠救治医院，医护人员防护服背后写着各省区市的名字。

　　哪里疫情吃紧，哪里就有全国范围调集的最优秀医生、最先进设备、最急需资源。

　　战“疫”三年，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各地区各方面各负其责、协调配合，“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充分体现。

　　统筹下，石化企业转产口罩，防疫物流开辟“绿色通道”，全国统一通行证足量发放，外贸企业“白名单”助力“固链”“稳链”……战“疫”各方协同作战。

　　统筹下，多措并举稳岗位、保就业、促创业，重点保障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等群体。发展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在中国，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从来不是“选择题”。《华尔街日报》等外媒普遍关注到，中国一方面严格防疫，另一方面修复经济。

　　“无论如何，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会逐渐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世界最终将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复苏。”美国福布斯新闻网文章说。

　　“优”：因时因势的防疫“突围”

　　8日清晨，上海浦东机场迎来三年来首批“入境不隔离”航班。

　　李先生举着欢迎横幅，在到达大厅等待女儿。“三年没见了，一天都不想耽误。”

　　团圆故事背后是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优化。

　　这是2022年12月24日拍摄的北京市西城区广安体育馆简易发热门诊。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优”，是审时度势。

　　社会普遍期待的第十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近日印发。

　　不再要求病例集中隔离收治；在临床分型中取消普通型、增加中型；完善中医治疗相关内容……增减之间，“优”字彰显。十版方案，每一版都是一次优化。

　　三年来，中国战“疫”曾经历突发疫情、应急围堵、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等不同阶段。疫情不断演变，中国“打法”也随之变化。

　　去年底，中国迎来防控措施优化调整的重大窗口期。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病毒变弱了，我们变强了”——当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全人群疫苗全程接种率提高，中国防控经验日益丰富时，这个结论显而易见。

　　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作家马意骏认为，优化疫情防控正当其时。

　　“优”，需要坚实基础。

　　药企车间机器轰鸣。2022年12月，抗原检测试剂日产能由月初的6000万人份迅速扩产到1.1亿人份，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两类解热镇痛药的日产量提升超过4倍。

　　中国不断优化配置医疗资源，保证公众的药品供给，增加医疗设施。

　　三年间，中国通过完善分级诊疗救治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增设发热门诊，增加定点医院重症病床、ICU以及相关救治设备与物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疫情防控和处置经验、能力不断提高。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25日，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超18万张，较十多天前增加3.1万张，增幅超过20%。全国储备“可转换ICU”床位超10万张，增幅超过26%。全国平均看，去年底，重症床位尚未达到80%占用的临界线。

　　2023年1月7日春运启动。这是当日旅客和乘务员在G1373次列车上拿着新年装饰品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优”，成效不断显现。

　　三年来，中国从未放弃保护人民免受病毒侵害，无论他们是新生儿还是百岁老人。

　　尽管人均医疗资源、医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全球范围看，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率、死亡率都是最低的。

　　蓄势待发的商业机会正蓬勃涌现。从沿海到内陆，多地外贸企业组团包机“出海”寻求商机。

　　“能再听到中文，感觉真好！”赶在欧洲人过平安夜前收获满满订单的江苏太仓招商小分队，至今还记得，在法雷奥集团公司巴黎总部，法国的商业伙伴向他们打招呼时脱口而出的这句话。

　　在投资者和分析师看来，中国迎来了“前景更加光明”的一年。中国经济出现更快、更强反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德国《焦点》周刊网站刊文指出，德国将从三方面受益于中国的疫情防控转段——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将让德国汽车再次变得便宜；涌入德国品牌的在华门店的消费者将让公司和投资者获得更多利润；德国公司的工作岗位将更加稳定。

　　“在疫情期间，无论是在拯救生命、提供医疗保障方面，还是在经济增速方面，中国的表现均远优于西方。”曾任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思义说。

　　“常”：一切如常却又万象更新

　　“生活如常”——这是许多人的新年愿望。

　　“常”字背后是中国人“寻常日子寻常过、万般滋味皆生活”的朴素追求。

　　“常”，是防控进入新的常态。

　　商务、探亲、就业、学习、旅游、访友……这几天，各地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里，咨询办理相关业务的人逐渐增多。

　　8日起，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一系列变化因此发生：有序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申请普通护照；医疗机构不再以患者核酸阴性或者阳性进行分诊；取消入境后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进口冷链食品不再抽样检测……

　　国家疾控局传防司司长雷正龙指出，常态化情况下，一般不需要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没有三年鏖战，哪来今日“正常”？

　　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不是“躺平”、放任不管，也绝非所谓的“全面放开”。中国不断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该管住的管住，该放开的放开。

　　“常”，是百姓生活重回正轨。

　　在国家的保护下，不少人在疫情出现三年后才第一次和病毒直接“交手”。居家养病、“躲病”几周后，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

　　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正在恢复生机。在大都市，戴着口罩的上班族挤满了地铁列车；曾搁浅的旅行计划重新提上日程；春运幕启，这个国家正迎来一场“世界最大规模人口迁徙”，“流动的中国”又回来了。

　　这是2023年1月1日拍摄的广州天河路商圈夜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常”，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变化悄然而至：更多的人选择互联网问诊；日益勃兴的“云商机”助力经济。

　　若非一场世纪疫情，王奇慧的研究可能鲜为人知。这名38岁的病毒学专家没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英雄劳动者巨幅影像中。

　　同微观世界中不计其数的病毒打交道——王奇慧从事的乍看不起眼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正是中国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补齐短板的关键努力。

　　如今，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平均报告时间缩短到4小时以内，具备在72小时内检测300多种病原体的能力。

　　“与病毒赛跑，永远谈不上大功告成。”王奇慧说。

　　一切如常，并非因病毒已消亡，而是国家医疗救治能力更强了，基层治理水平更高了，社会宽容度更大了。中国人面对疫情更加笃定、自信。

　　抗、防、统、优、常——五字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举国同心、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基因品格，也是全人类命运与共的中国担当。（记者：李志晖、桂涛、李云路、王聪、李来房、娄琛、方栋、周舟、马欣然、赵晨捷）